中国十大名村排行榜

2016-03-01 14:02 来源:奇闻怪志编辑整理 作者:佚名 点击:

NO1. “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

“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县,1996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村共有80户,1520人,面积0.96平方公里。从2001年起,吴仁宝和华西 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分五统”,和周边的16个村一起组成了大华西村,面积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20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村,创造了全国多项第一,被称为天下第一村,自从1994年对外开放以来,每年接待近百万的中外游客。 

华西村是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 

华西村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公社、大 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华西村实行大队统一核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 

华西金塔投资1.2亿元,于1996年建成,高98米,7级17层,建筑面积22800平方米,占地3600平方米,是集餐饮、娱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大楼,1998年4月20日,江泽民书记视察华西村,在15楼题写了“华西金塔”四个字,极大地鼓舞了华西人。在15楼观光台,可以一览华西村全景:华西北面,砂山、龟山紧依长江,华西村就在这江山环抱之中。南面一排排数百座的三层别墅,每座445平方米,自带车库,全村350户人家基本上就住在这里。 

华西人这样形容自己:“远看华西像林园,近看华西像公园,细看华西农民生活在幸福的乐园”。现在华西村资产最少的人家也在100万元以上。已经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房有包”、“病有报”、“购有商”、“玩有场”、“餐有供”、“行有车”。全村有100多辆汽车,又新购捷达轿车52辆,村上开通了去上海的班车。华西人自豪地说:“吃粮不用挑”、“用水不用吊”、“煮饭不用草”、“便桶不用倒”、“洗澡不 用烧”、“通讯不用跑”、“冷热不用愁”、“雨天不用伞”。沟通全村的蜿蜒长廊,有5000米,如同北京的颐和园。

NO2. 安徽省小岗村

安徽省小岗村


2006年,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包产到户”,从此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可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很多人都以为小岗村可能早就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了吧,呵呵,让我们来看看吧。


1978年小岗村的农民们获得了所谓的生产自主权,自那以后的五六年里,小岗村的农民们确实相比其他地方的农民稍微的富裕了,可是也就是在吃和穿上有了多少的富裕一些。在以后的20多年里,小岗村也就一直停留在这里了,他们盖不起楼房、修不起公路、安不起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工厂、甚至连一所学校都没有!直到1998年的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小岗村的整体面貌。1998年6月中旬,安徽省委的一位领导干部亲率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当时,小岗人并不清楚这么多领导的到来会对小岗村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到小岗村参观、访问、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太多了,他们到这里来总是转转、看看、问问,因此小岗人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可是,这一回让小岗村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了。一场经历三个月的闪电式的改天换地的工程就在一瞬间拉开了序幕。 


首先赶到的,是凤阳县教委主任徐彪,他给小岗带来了福音:一所可容师生160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5个班的小岗村小学,6月动工,8月竣工,确保9月1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接下来,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要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说干就干,并于7月底完工,让小岗人破天荒地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据说,原约定由3部门平摊的50万元资金,只有建设厅的10万元到了位,水利厅和卫生厅的承诺却都打了水漂,那40万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后只好由凤阳县水务局垫付。紧接着,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6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一点不拉地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村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为每家每户建造了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随后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办公室,也因为装修美化而“土枪换炮”了。这当儿,县建设局还按照省厅的要求,设计出了40套村民住宅的规划。凤阳县电信局更是雷厉风行,接到任务,立马就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而且事情办得漂亮,明说收费,实际并没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其中的费用电信局是用贷款解决的,从银行贷了100万元,至于将来连本带利这钱谁还,自然成了糊涂账。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小岗人虽然修不起路,但并不说明小岗村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再早,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曾投资120万,无偿地为小岗铺了一条取名叫“友谊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4公里路段的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于是凤阳县林业局的队伍开进了小岗。虽然正值五黄六月,酷热难当,他们却自有办法,不但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830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学实验,将起运的蜀桧都在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用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村,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棵棵成活,为了这桩奇迹,凤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撰写出论文,后来论文还荣获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以上各项工程总投入2701400元,无偿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备的材料,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无法统计的。这一项又一项工程,变戏法儿似的出现在小岗人的眼里,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直到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来到了小岗村,小岗村人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天上会掉下馅饼来。有人说,小岗村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着历史功绩,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可是,小岗的农民似乎对这种“改天换地”的事情并不领情。他们说:你早不帮,晚不帮,为什么江泽民要来看望小岗村了,小岗村的小学校就立即开办了,墙面上也带彩了,马路也变的平整了,“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一下变成了“小康”,显然不是因为这里农民的需要而是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了。 


以率先实行“大包干”闻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又尝试着走“集体化”的道路,但这“试水”之路并不容易。

小岗村,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村,已经载入历史教科书,但“承包制只能解决温饱,并不能带来富裕”,18个按手印成员之一的小岗村原村长严俊昌说。 


一次次走在发展的岔道口上,小岗人说,我们已经错过很多机会。面对发展,是继续单干还是走集体?小岗迈出自己的一步,但这一步并没有落地,而是在空中停住了步伐…… 


“统一反租承包”欲行又止 


2006年8月30日,从凤阳县城往东30多公里,在一路不断的指示牌的指引下,穿过京沪线,不多久就到了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当《小康》记者到达时,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到安徽省委党校学习去了,据说是要提拔了。 


“小岗并不是回归集体化,当初只是想统一反租承包给大龙公司(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5月8日才到新成立的小岗村党委赴任的书记蒋保斌向记者澄清,“此前的报道是不实的。”集体化和统一反租承包在蒋的理解中有相当明确的区别。集体化,土地的使用权归集体所有,而统一反租承包,土地的使用权仍归家庭所有。 


但“统一返租承包没能按计划实施,”蒋保斌告诉《小康》。在记者的追问下,蒋说:“大龙公司最后只流转出去100多亩地。” 


“中国改革第一村”的荣誉令小岗村时时刻刻想再次成为“富裕起来的典型”。 


2004年10月,新官上任的沈浩为寻求小岗村新的发展之路,带着村干部等13人进行了一次“红色之旅”,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他们集体经济的经验,反思小岗的发展之路。 


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任村支书的,2004年到小岗村任职,挂职3年——1993年严俊昌退休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是由省里派下来的。 


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了全村土地经营动员及征求意见大会。在会上,沈宣布,“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要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种有麦子的每亩增加300元青苗费。沈浩提出小岗村要从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由村民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 


小岗全村476人,1800亩土地,除400余亩已经种植葡萄的土地,沈浩打算将其他的土地全部纳入合作社。“我们现在首先要把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资源的整合,完全按照工业化的思路来发展农业。”沈浩说。 


这个合作社全名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资本金为305万元,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为三大股东。沈浩预测,将来资本金的规模要扩大到5000万元。 


在这个新型合作社中,私企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占有85%的股份,小岗村以土地和相关优惠政策的投入占有10%的股份,而滁州市粮食局持股5%。 


合作社的事情,最初显得很顺利。2月20日,小溪河镇派出4名工作人员进驻小岗村,与小岗村5位村干部分成两组进行量地。2月21日下午和2月22日上午,凤阳县委书记马占文专程来到小岗村,察看量地事宜。与此同时,镇司法所已经参与土地出租合同条款的制订……这便是此前媒体曾报道过的,小岗要学南街村,回到“统一承包”。 


据介绍,在合作社先给租金的情况下,当初很多人确实是同意出租土地的,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订租金。 


对于集中起来的土地,沈最初的发展计划是: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一部分种植有机蔬菜,剩下的种植树莓——一种可以榨汁的水果。而这些又为发展风味猪作了准备。

但有村民反映,在2004年的时候,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就开始在小岗村养猪,而村民们并不看好——这种风味猪比普通猪贵,销路不好。一些人对这个养殖场的事情充满了怀疑,并不十分愿意用土地入股。 


蒋说:“没能全面实施,首先是因为有些群众不愿意把地租出去。”18户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对《小康》说:“上次搞合作社,大报小报说我不同意,我是说试试看,你帮我澄清一下。不过,你看看现在租出去的这百十亩地,不都正荒着吗?要是都租出去,都荒了怎么办?” 


至于第二个原因,蒋说:“组织上觉得大龙公司没有这么大实力,所以这个事情就搁浅了。”不过蒋表示,他们还是要逐步实施统一反租承包。 


采访中,很多人流露出对“返租的企盼”。同样为18户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说:“出租土地还是很合适的,每亩给500块钱,土地性质还不变。不过租出去后,要想到村头那地荒着,也觉得心里怪不踏实的。”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因为上海大龙公司注册地和办公室在安徽蚌埠,不在上海,且该公司只在小岗和邻近的怀远县有养猪基地,与此前宣传说在上海有10万头猪养殖基地的说法大相径庭,所以有关领导强调对此事要慎重。 


小岗变革的掣肘与动力 


从大包干纪念馆往西望去,十几个大棚排在路边。蒋保斌告诉记者,这是小岗双孢菇生产基地,已经建成20余个,明年争取推广发展到200棚左右。

当记者问到作为18户带头人之一严金昌,有没有发展双孢菇大棚的时候,他说:“这个投入大,还不知道销路怎么样。”显然严金昌对试点已经麻木,他说“小岗村试验过多少回了,原来我栽过桃树、桑树、板栗、柿子树等等,都失败了,我对试点很怀疑。” 


“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严宏昌和严金昌都表示了近似的意见。但是多年来,小岗村自身交通优势不明显,不能直接通上合宁高速,加上资源少、自然环境条件不佳,因而多年来引资困难。 


当地一位领导表示:“通过我的几次调研发现,小岗人似乎顾及很多:怕别人说自己重走回头路,怕好不容易得到的光环丢了……” 


而据一位村干部反映,早在1993年,小岗村就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严宏昌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以期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这个公司的运作下,引进了不少项目和资金,一些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有瓶盖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工艺被厂,食用油厂等等。 


但瓶盖厂运作不久被人炸了;电子仪表厂建完厂房后,合作方就走了;面粉厂也是胎死腹中,铜线厂现在还在,但工厂不在小岗村…… 


就这样十几年过来,小岗村没有属于自己的企业,没有集体经济。但是村里的矛盾却十分明显了。采访中多人提及严德友贿选一事,18户带头人之一,69岁的严立坤老人说:“这两天我看到他们又开始活动起来了,新来的干部不一定抵挡得住,你给县里反映反映?” 


“上面派下来的书记影响了小岗的发展。派下来两三年就走了,他任期的这几年规划都得不到实施就换了,如果是小岗人治理小岗村早就不是这样了。”严宏昌对此直言不讳,他是县政协委员,但今年他提交的提案不是“岗人治岗”,而是修一条从小岗村向北通往307省道的公路。 


严金昌对《小康》说:“上面派的宣传队、工作组都是搞上两年就走了,搞了政绩就走。我们对他们持怀疑态度。”“他们以小岗名义办工厂,要国家的钱,办工厂不在小岗土地上,那不是挂小岗牌子骗国家的钱嘛。”

严俊昌也认为,外地来的人不能起多大作用,“他能脚踏实地保持正确的态度吗?他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 


严金昌说:“我们是有矛盾,对他们有看法。从县到镇的干部,他们也都恨我们这些老头子。” 


小岗村的发展一直困扰着凤阳县的干部。当地一位宣传部部长路传新告诉《小康》:“小岗村发展工业有很多制约因素。” 


小岗变制升镇 


交通因素,小岗距离凤阳县30多公里。记者乘车从凤阳县到小岗村时,就发现由于铁路和水道制约,到小岗村要拐一个大弯,到那儿需要近一个小时,周围没有便利的道路。村委会一位领导说这条路还是当年为了迎接上面领导来视察,省里专门拨款修建的。 


土地因素,小岗村只有1800亩地,地方太小,只要一发展势必大量占地,而这些土地很难让企业形成规模、形成产业链。 


人才因素,小岗村全村就476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专门技术培训的工人很少,这也是个关键问题。严宏昌说:“年轻人基本上都不愿意呆在农村,现在在外面打工的有近90个。” 


《小康》了解到,按照安徽省的统一布置,凤阳县将对全县的乡镇区划进行重新调整,调整后,小岗村所在的小溪河镇将变为小岗镇,新的小岗镇将下辖原来的3个乡镇。人口将达到5万余人。这一计划,今年8月底才上报到省里,现在正等待有关部门的审批。如这一新的规划获得批准,“小岗”这一品牌下面,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人力资源,更大的舞台。对于招商引资和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凤阳一位县领导认为:“小岗村很真实,它现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很典型,暴露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局限。” 


小岗村的困境,既是小岗变革的掣肘,却也是小岗酝酿和生出更新的变革的动力。

NO3.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大寨村,是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生活十分,通过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因此,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表彰,并于1964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而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

“农业学大寨”以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陈毅等曾相继视察大寨,国外有国家元首,政界要人和友好知名人士,国内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共有上千万人次前来参观学习大寨,来自海外地区134个国家和地区的达2.5万多人。

现在的大寨已经成为一个优美的公园山村。层层梯田庄稼葱绿,田田池水波光旖旎,人造森林郁郁葱葱,处处果园硕果累累。大寨村窑洞整齐,街道干净、清洁,人民热情好客。大寨的交通、通讯等基础条件已经大有改善,是一个成熟的农业旅游区。

大寨相续建成了陈永贵墓、大寨陈列馆、郭沫若诗碑、梅花鹿场、大寨民俗馆、六个纪念观景亭,开放了陈永贵故居、周恩来住址等,为大寨增色不少。 

大寨村历史  大寨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不大的村庄。

按照中国古典名著《列子》的说法,太行山原在今天河北省的南部,与它并排着的还有一座王屋山。相传很久以前在山北住着一位叫愚公的老人,见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便率领他的儿子和孙子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有个叫智叟的人看到他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就对他讲:这两座山太大了,你怎么能搬得走呢?愚公回答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你难道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不会再增长,搬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搬不走呢?于是,愚公一家老小每天挖山不止。后来这件事感动了"天帝",他派了两个神仙把两座大山给背走了。太行山这才被移到了今天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地方。

《列子》一书讲述的很多故事属寓言性质。寓言主要用来说明道理,故事本身却不可以太当真。

大寨村,就位于愚公当年曾试图迁移过的太行山的深处.而大寨人所做的事情,竟真的与愚公移山相似。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平均海拔1000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全村现有居民约160户,500多口人。

关于大寨村的形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只能根据传说推测。相传在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今天的大寨东北方约5公里的虹桥关,大寨就是宋军的一个驻军营寨。据说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这便是大寨村名的由来。据当地人讲,小寨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但住户已经很少,再后来就没有了。

山西自古战事多,因此叫“关”、“堡”、“寨”的地方也就多。在山西,有名的大寨就有两个,除了昔阳县的大寨,榆社县也有一个叫大寨的地方,一度也较有名。因为那里也出过一个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叫张志全。还在1950年,张志全就成了全国劳模,而陈永贵当时还少有人知。

昔阳县的大寨位于虎头山的一个坡面上,村中间是一条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全村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话,每户约合10多亩。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大寨展览馆提供的数字,当时全村约800亩土地,有60%,也就是大约480亩为1户地主和3户富农所占有;另有22%,即170多亩为12户中农所占有;而其余48户贫农、下中农一共才占有不到150亩耕地。太行山区的耕地十分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亩地1年能收获70公斤粮食就算不错了。广大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大寨人说他们过去有三穷、五多。三穷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是: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后来使大寨闻名天下的陈永贵,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被卖掉,而他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就是上吊寻死的。由于人穷,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简陋。人们多在山沟的两边土坡上挖土窑居住。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大寨穷也没有穷出名来,因为太行山深处的乡村普遍很穷,大寨并非特殊。

大寨村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出了个陈永贵。在他的领导下,大寨村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安排家乡的山河面貌,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景仰。而在陈永贵之前,大寨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记。民国年间编修《昔阳县志》,尽管大寨距县城只有5公里,但由于"无可道也",县志竟连大寨的村名都不记载。

昔阳在1940年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沦陷区。不过在当时,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太行山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的重点区域,除了正规军,还有许多抗日游击队。当时在昔阳一带活动的就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营。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斗争中发展壮大,也教育了广大生活在太行山区的老百姓。

1945年8月,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大寨的贫苦农民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中,大寨35户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400多亩、房屋41间、窑洞32眼,还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工具。第二年,大寨贫苦农民贾承福、贾承财、贾进财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寨村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开始,他们被编入邻村武家坪的党支部。1947年,便在大寨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贾进财为首任党支部书记。

大寨地处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城东南部,全村有160多户人家,510口人,总面积1.88平方公里,海拔为1162.6米。这里属太行山土石山区,由于长期风蚀水切,地域形成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形貌。村座落在虎头山下,层层土地在山坡上挂着,旧社会人们常常形容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三天没雨苗发黄,下场急雨地冲光,地里土肥地边流,冲走肥土剩石头,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最后得到的还是饥饿,所以当时大寨有四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扛长工打短工的多、外出逃荒的多。

大寨在45年解放,46年组织了互助组,47年建立了党组织,53年办合作社。合作化时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以及贾进才、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等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组织广大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首先向群山恶水展开宣战。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他们就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花去了十年的工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十年心血付之东流。灾后上级领导慰问大寨人,并送来了钱、粮、物资,大寨人没有收下,给国家退回去了,并说:"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从哪来呢?"党支部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钱、粮、物资,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热潮。我们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花费了五年工夫,一个崭新的大寨,展现在人们面前。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是改造大寨的基本方针。在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良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容水10000多立方,盘山水渠28华里,铺设地下水管30000多米,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大寨人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表彰,1964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大寨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周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国元首视察大寨,邓小平、李先念、叶帅等120多位老一辈领导人光临大寨.国际国内客人在十五年内到大寨的人数达1000万人次。大寨人把鼓励和鞭策变为动力,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工作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大寨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寨形势和全国农村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1983年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八十年代后期,大寨开始尝试发展乡镇企业,建起了煤矿、化工厂等小型企业。期间,农民放开手脚,个体经营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养鹿、养猪、养羊,做豆腐、汽车、拖拉机跑运输,经商等专业户相继涌现。多种经济成份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格局。

九十年代,是大寨大胆改革,锐意进取的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起了大寨人的志,壮了大寨人的胆,使大寨人深刻认识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哲理,使有艰苦奋斗传统法宝的老典型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大寨党支部的带领下,解放思想,学习全国先进农村的经验,规划大寨新发展蓝图。九二年全村每户出一人,组织了140多人到河北省先进农村参观学习,而后又多次组织干部到外省外地学习,通过数次实地学习考察,给大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业稳步发展,工、副、商贸业拔地而起。92年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引项目、引人材、引资金建起了年产10万吨的水泥公司,粮食转换的酒业公司、制衣公司、煤炭发运站、煤矿、毛衣厂、贸易公司、吃住行一体化的森林公园。十个企业年收入9050多万元,1999年-2000年,年上缴国家税收分别为300、350万元,上交提留资金年300多万元,人均上交国家1万多元。

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营体制是大寨经济发展的一大要素,过去几百口人都从事一项工作--农业。现在土地虽然已分给群众,三十年不变,但是为了节省人力、物力,合理调整劳动力的使用,集体为群众提供了五统一,即:统一实施新品种试验和新技术推广;统一购买种子、化肥;统一实施机耕、机播、秸秆还田;统一实施水利灌溉和水利实施的应用;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由于强化了集体统一经营职能,农民的负担减轻了,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力从事了工、副业,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从88年人均180元上升到2001年的3910元,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大寨人各方面的变迁。(1)住房的变迁:现已有三分之一的群众修起了新宿,甚至从窑洞排房变为二层楼房,户均面积168平米,总造价7万人民币,农户出资五万元,集体补偿2万元,整地、规划、设计、水、电、路实施全由集体解决。至今已有24户人家搬进了新楼房。(2)膳食的变迁:大寨人当年吃的是野菜、谷糠、玉米糊,一年人均三两油,也就是五、六十年代大家说的,三百六吃不饱肚,丈八布露着肉的生活,现在的大寨人吃的是白面、大米、鲜菜、肉类,过年过节六冷八热,给城里人生活无任何区别。(3)衣装的变迁:当年大寨穿的是土布、麻衣,补了又补,钉了又钉。冬无棉,夏无单。现在的大寨人四季衣服齐全,形状 
、花色与城里人一般。(4)家用器具的变迁:当年的大寨人住的是大窑洞,睡的是炕头,除了劳动用的工具再无家庭摆设。现在的大寨人电视机、组全音箱、电冰箱、洗衣机、电话样样都有,摩托70多辆,还有汽车、拖拉机等,一切都方便了。

随着集体实力的增强,农民生活实现了三有三不。三有是: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三不"是:吃水不用吊(自来水)、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大寨人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设施和建设环境方面的改造是同步进行的,93年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三层楼的新办学校,改变了教学环境,94年投资120万元修筑了3.8华里的盘山公路,硬化了路面街道。96年投资160万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吃淡水的问题。95年开始建设大寨森林公园共投资1000多万元,内有周恩来纪念亭、郭沫若墓碑、展览馆、农民文化艺术馆、陈永贵墓地等景点,植树造林,种植花卉1000多亩,不仅发展了旅游事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的生态环境。2000年投资207万元,修筑了一座能蓄水6万方的水库,可灌溉大寨的600亩良田。

在狠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寨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经常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法制的教育,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及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如:农广校、农科教、法制教、经营管理、营销出销、外语学习等,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实力。

大寨的党风好,民风正,无邪恶、邪教,党支部连年受到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的表彰。1995年1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7月1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同年6月6日,中共山西省委命名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红旗基层党组织";1999年9月,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2001年7月1日被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先进基层党总支"。

NO4. 南昌市进顺村

南昌市进顺村



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大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经济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作为江西省的首富村南昌市进顺村,在30年前还是有名的贫困村,如今发展成为了著名的亿元村,“大锅饭”式分配的经济模式,已基本被现代经济管理体制的股份制所取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3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穷窝”里农民成集体公司股民 


南昌市青山湖区进顺村是靠建酒店、发展旅游企业集团成为江西首富村的。56岁的熊吉槐是进顺村集体企业公司里一个村民股东。与其他1000名村民一样,他获得了村里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后的股份以及每年可观的企业红利。 


熊吉槐告诉记者:“原来通过发展村集体企业,我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为工人。集体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让我们由工人又进一步提升为企业的股东。现在我全家5个人,包括成员股、工龄股、岗位股、特别贡献股等,累计拥有近12万股村集体企业股份。去年股份分红就有13000多元”。同熊吉槐一样,一度是“穷窝”里进顺村村民们也经历了从农民到工人,再从工人到集体公司股民的身份转变。 


进顺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的前身进顺生产大队所在地是南昌市有名的“穷窝”--上窑湾。“一根扁担两只箩,有女莫嫁上窑湾”。这首流传了很久的歌谣,记录了当地村民心中曾经的痛。如今已有1400多人口的进顺村,在1978年时村级收入5万元,村人均收入74元,不足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70%的村民欠村集体债务。 


村党委书记罗玉英说,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步进入高潮,进顺村大量土地被征用,由此,进顺村获得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建了一系列的村办小企业后,进顺村开始进入第三产业的宾馆酒店经营行业。为避开当时一些领导提出的不允许农民搞第三产业的限制,进顺村以“建围墙搭民房、逐步加高拓宽”的方式,在南昌市建设了村里第一家酒店。由此开头,进顺村在酒店餐饮业上如鱼得水,迅猛发展。到1997年的时候,进顺村已成为拥有多家大型酒店餐饮企业的江西首富村,集体累计资产总额达到8000多万元。 


但土地资源减少、小富即安思想出现、激励机制不足、集体经济风险出口单一等发展的瓶颈问题也随之而来,开始制约进顺村的进一步发展。 

股份合作制改造,村集体经济必须越过的槛 


面对发展的制约,罗玉英和她的村民们开始琢磨要对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进行一次“动筋骨”的改革了,即将现有集体资产作价成股份,按照一定规则分配给村民,让全村村民都成为股东。 


罗玉英介绍说,对进顺村这样一个集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的村庄,股份合作制改造,是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必须要越过的槛。 
她说,对村集体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可以使产权进一步明晰化,改变较为单一的经济模式,实现全村村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动力机制,有利于决策管理的民主科学、集体资产增值增收和调动村民参与集体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另外,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也有利于实现“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推动利益分配的更加合理化,解决村民在集体经济收益中的二次分配问题。但罗玉英认为,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更为重要是,刺激了集体经济的二次创业,让已逐步成为城中村的进顺村逐步脱离地域制约和对土地的依赖,突破原来的管理制度的约束,实现在管理上的进一步朝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在发展空间上实现跳出进顺求发展的战略拓展。 


经过充分准备,1999年,在村两委的提议下,进顺村村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对村集体经济实行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造的方案,村企管理模式开始注入更多的现代性元素。进顺村由此也成为江西省第一个进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村庄。1999年底,进顺村以鄱阳湖大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为母公司,确认村集体资产为8593万元(不含土地),折算成股份8000万股,其中45%的股份按一定的比例配置给全村村民,55%股份作为集体控股股份。 


按照集体资产共同享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激励有功者照顾伤残和计生户的原则,进顺村根据实际情况,划分出成员股、工龄股、岗位股、优抚股和特殊贡献股等,进行有差别的股份配置。村民配置的股份可以转让、继承和馈赠。 


82岁的进顺村村民陈作福获得了约两万股的集体企业股份,每年获得1500元的企业分红。他说:“股份改造后,村民们的集体经济的主人地位体现出来了。即使45%的集体股份中分红,也给大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如今村民免费享受医保、社保,我每个月还另外有419元的退休金呢。” 
罗玉英说,现在进顺村村民人人持股、个个当家,每年村民股利分红300余万元,人均可分到2000余元。

村民向上市公司股东迈进 村企分开步伐加快 


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极大地刺激了进顺村的发展。2007年,进顺村已经形成了拥有三家大型宾馆、三个工业园区的企业集团,集体经济总产值20多亿元,固定资产总额5.5亿元,村集体纯收入293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已达到10600元。 


小日子过得非常惬意的进顺村又将目标瞄上了一个新台阶,将村里的优质资产进行整合,争取三至五年上市。罗玉英说,村里的企业争取上市能进一步促进村级企业本身更为规范化的管理,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让村集体企业向现代企业集团迈进。进顺村的村民们将是上市公司的第一批原始股东。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学家麻智辉分析认为,进顺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是今后我国一些拥有较强实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条发展道路。这些富裕的村庄,集体经济实力强大,拥有地产、土地租赁等比较固定的收益,管理难度和风险小,而且预期收益在不断增长之中。 


当前,有些地方虽搞了集体经济,在“反哺农民”方面却是杯水车薪。从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也发现,绝大多数的村级集体经济从未向村民分红,真正用在农民身上主要属于福利性支出,如养老金、合作医疗、困难补助或实事工程,但这些往往不是集体经济的大头。集体经济最主要的开销是村里的公共管理费用,如支付村干部工资,承担村里的接待费用等,更有甚者,有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就把集体经济看作是自己家的产业,财务状况混乱。村级集体经济在管理体制上的最大问题,就是大部分村集体资产仍由党支部、村委会经营管理,造成事实上的村企不分,带来众多弊端:产权主体缺位,权能结构错位,不利于民主监督管理;党支部和村委会需要换届选举,容易产生短期行为,不利于经济的长远规划;集体资产经营效益不够理想,资产收益不到位现象较多,投资收益与改制企业快速成长不相匹配;集体资产收益增长使用与村民脱节,用于提高村民收入、村民养老、医疗、困难补助等公共福利所占比例相对下降 


麻智辉分析认为,进顺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较好地解决了过去集体经济收益分配重集体轻个人的问题,对破除当前众多农村集体经济村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NO5. 浙江省滕头村

浙江省滕头村

来到滕头村,旭日似乎特别红,是朝霞映红了村庄,还是桃花染赤了阡陌,很难分清。走在绿菌广场上,但见白鸽划过红光飞向高天,野鸭在环村河里尽情嬉戏,广场中心的音乐喷泉,水花伴着节律起伏喷洒……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滕头人发扬“艰苦创业、永不满足;坚持两手抓,一犁耕到头”的精神,把滕头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科教进步、“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现在,这个红色的全国首批文明村,成了闻名遐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不妨去看看新建的野营基地,它根据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兴趣爱好,把“爱国主义、军事国防、科学普及”等教育知识渗透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如“飞跃沼泽、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爬雪山、两军胜利会师”的模拟长征路;“过梅花桩、下壕沟、过独木桥、钻电网”的百米障碍赛;还有勇敢者之路、勇攀高峰、网上探险、智走迷宫,请军事教官进行三防救护知识讲解、演习等。晚上住宿帐篷,进行站岗放哨、偷袭军营、紧急集合、围歼特务等游戏,让人们在游戏中接受爱国主义、军事方面的教育,让他们在野外的困境中锻炼意志,熔炼团队精神,培养野外生活的能力,从中学会生存,学会创造,并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998年,滕头村投入1500多万元建立了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如今荣获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我能行”体验基地和“中国少年儿童手拉手地球村”培训基地等几十项荣誉,受到了莅临滕头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滕头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立伊始,便结合学生的特点,以“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为主题,开展了融爱国主义、科学普及、生态环保、国防教育等内容为一体的100余项实践活动,并专门设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展览馆由“奉化英烈厅、军事国防展馆、‘两弹一星’功臣事迹馆、宁波籍院士风采展厅、科普展览厅”等十大展厅组成。展厅内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仪器、火炮、飞机、导弹、军舰等实物与模型,使这些展厅展示的内容生动直观、形象、真实。 

绿:它充满着勃勃生机,是春天绿色的意义所在 

喜欢穿草鞋式样凉鞋的村党委书记傅企平,有一句口头禅:“既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 

据傅书记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滕头村成立了浙江省当时惟一的村级环保委员会,对引进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制。例如有个外商打算投资1000万元,在滕头办一家年预计利润有100多万元的造纸厂,谈判即将成功时,被村民组成的环委会一票否决。近几年,先后有近20个外商看中滕头这块“风水宝地”,这些项目也的确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因为过不了环保这一关,便于工作都被滕头人拒之门外,十几年来滕头共否定了30个经济效益好但污染环境的企业。 

任何发展都是人灵魂的外化,滕头的发展也源自于村干部的一个理想。几十年前,这个地方有句俗话:“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老支书傅嘉良带领村民历时15个春秋,把1200多块高低不一、亩产只有100多公斤的靠天田,改造成大小划一、排灌畅通的高产“吨粮田。”同时又对农田水利进行了深层次的建设:开渠、挖河、修路,还构筑了暗灌暗排、沟渠纵横的地下秘密武器系统。1971年,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提高土地利用率,滕头村干部带领村民在田头种上了柑橘树,成为我国第一条柑橘观赏林。“一犁耕到头”是滕头人最初的梦想。现在橘树观赏林已经扩展到村子的各个交通要道、环绕在厂房边,构成别致的风景。 

我们在村里看到一种独特的景观:清清的小河是葡萄藤,葡萄藤下是鸟笼,鸟笼下边是鱼池,这就是滕头人构思立体农业的一个典型代表:葡萄河。葡萄结子喂鸟、鸟粪喂鱼,河里的污泥再用来肥田,如此形成的生物链,只是滕头生态农业的一个缩影。 

滕头的立体农业有这么几种形势:果粮杂间作、地面立体养殖、山林立体种植等6种立体模式,节约了耕地47亩。为了净化环境,滕头村还拆除了柴灶,实现了农居“无烟村”;投入近百万元,改建了16座生态型公厕,污水废水实现了无动力达标排放。 

有了土地,滕头就开始了“蓝天、碧水、绿化工程”。过去,环村河道上游因采沙业而使河水混浊,滕头村用10万元买断了上游的采沙设备,把一些靠挖沙为生的农民热风聘到滕头企业上班,还了河道碧水盈盈。由于担心沼气影响空气质量,又在全村推广使用了太阳能、液化气等清洁能源。现在滕头全村绿化面积13万平方米,绿化率达到63%。走在滕头村,到处是树木、草地和鲜花,几乎没有裸露的土地。 

在现代绿化过程中,绿化建设起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草坪还是花木诸多种类,一般都有冷季型和暖季型以及过渡之分。因此如何养护管理,特别是在特冷、特热的环境下,如何采取某些特殊的养护管理措施更显得必要。反之,就会出现“草木年年栽,种时一大片,不久便枯萎,明年重新栽”的劳命伤财现象。 

滕头村的做法是以科学的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处理。物理处理方法是指不改变植物生产自身的内部生长因子,而以改变植物生长的周围环境因素为主要管理手段。内容包括种子选择、水的浇灌控制、修剪措施等;化学处理方法是指利用化学试剂等化学措施改变植物本身内部的结构或增加某部分的功能,从而提高植物各种性状。通过不同手段的化学处理,增强植物的抗旱、抗寒、抗盐碱能力。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管理措施,包括松土、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蓝:它是文化的代名词,一种凝重又活泛的色彩 

农民公园、农民博物馆、农民图书馆、游泳池、灯光球场、室外健身中心……这些文体场所和设施,足以说明滕头村落文化的繁荣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场所和设施不是简单的概念或摆设,而是实实在在地走着文化效应的,它们已成为了滕头人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之后新崛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滕头村是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逐步蜕变而来的。不同于运河边的那些江南古典村落,这里的文化氛围更多不是保护,而是建设,有着许多现代的元素,更多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惊人变化。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丰富,从实用到高雅的过程,正说明滕头村落文化建设的与时供进,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建设性和开放性,一些优秀的文化将被不断吸收进来。 

壮大的村级经济为村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其一,经济投入造就了一大批文化设施、场所;其二是提高了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提高了村民的文化需求和参与文化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其三是吸引了大批外来人才,扩大了文化交流,增强了都市意识;其四,加快了一些新文化新技术的传播;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加快了企业文化、旅游文化、生态农业和村落文化的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氛围,直接造就了文化产业化。 

从大文化角度考虑,滕头人也十分明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以前滕头村多年不出一名大学生,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村里高薪聘请了优秀教师来执教,并花巨资修建了校舍,配备了多媒体教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设立了全国第一台村级天文望远镜等,为学生更好地学习及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早在1989年,村民自发捐款设立了育才教育基金,并定于每年的7月10日对当年的优秀学生、优秀教师及优秀家长进行表彰和奖励。村民子女考上大学的给予2000元至1万元的一次性现金奖励,考上研究生的再奖励2万元,考上博士生再重奖5万元,现在,每年都有多名学生考入大专院校。累计大学生达46名,其中一名博士生,5名研究生,奖励金额共计39.1万元。 

除了加大投入力度,狠抓文化教育以外,滕头村还通过各种活动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如组织开展争做合格小公民的“五小”活动;让学生们在家里做孝顺父母、关心亲人、勤俭节阿小”活动开展以来,广大村民、家长普遍反映孩子们比以前更懂事明理了,也更孝敬父母了。此外,村里还大力开燕尾服“三结合”活动,如开设家长学校,对学生家长进行培训与教育,告诉他们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家长。现在家长学校已开办了23期,受教育人数达480人次。 

滕头富得名气远扬,可走进滕头,绝对感觉不到“大生产”的节奏和气味。 

漫步村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柑桔观赏林环绕着厂房。在这个生态旅游村中,有江南风情园、盆景园、农民公园等景致20多处,许多景观都有极浓的人文气息。比如婚俗园,有着“人口、生态、环境园林”的创意;比如石雕园,保留了江南民间珍贵的古石窗实物;比如将军林中,都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亲手栽种的树木。 

村里最高的标志则是“中国古代农具耒”,作为滕头村“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标志。我们在农业园中穿行,抚摸着那些早已没有使用价值的古老农具,感觉到它们亲近自然的灵魂还活在这个小村子里,并将世代延续。溪流柳树边的石磨、水车、风车,篱笆墙边的看门老人,一切都很和谐,小村中现代与古朴交相辉映。 

走在小路上,看着野鸣、灰天鹅在小河中自由嬉戏,雪白的鸽子悠闲地在草地上散步,举起照机尽管拍照,绝对不会惊动这些小生物,它们早已习惯与人亲近。 

游走滕头,犹如欣赏一幅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它们既有着古朴悠远的农家乐情调,更有着神采飞扬、生机盎然的现代气息,那里的建设者们,继续以智慧、勤快、开拓为颜料,描绘着令人惊喜的传世佳作。

NO6. 云南福保村

云南福保村


30年前,云南福保村还是一个“靠天吃饭、靠水养活”的小渔村;30年后,它获得了“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民俗文化村”“全国文明村”等一连串骄人的荣誉。

兴办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福保村,村民们开始思索通过兴办企业来脱贫致富。庄稼汉子认准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道理,大家通过挨家凑钱、进城学工、回收废品办起了3家铸管厂,福保村也由此走出搞活集体经济的开创性步伐。

尝到办企业甜头的福保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又创办起彩印包装厂。经过20多年的奋斗,福保人将单一的彩印包装厂发展成了规模庞大的福保包装集团。集团旗下的数个企业固定资产累计已达1.8亿元,年产值接近2.3亿元,其中福保彩印包装厂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

现在,乡镇企业在福保村遍地开花,以彩印包装业为主的12家企业蓬勃发展,全村2709人中有1700人在村属企业中工作,企业还为社会提供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2007年全村集体经济固定资产达到10.6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0.1亿元,上缴国家税金2554万元。

实行利民措施

“福保的工业上去了,经济发展了,村民们过得是越来越好!”谈起福保村殷实富裕的生活,村委会第二村民小组组长徐发笑得合不拢嘴。徐发今年66岁,家里108平方米的双层小楼房住着3口人:老母亲、自己和老伴。他的四个儿女有三个选择留在福保村自主创业。

徐发告诉记者,自己曾是个渔民,由于当时家庭条件艰苦,有一个儿子读完高中就进入彩印包装厂工作,在制版车间当一名技术工人。随着时间推移,儿子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从2003年起,村里开办了“云南省党校经济管理函授大专班”,在适龄村民中普及大专教育,儿子立刻报名学习,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福保村给徐发一家带来的“教育优惠”远不止于此,家里的几个孙辈上小学都享受到了学杂费全免的待遇。“若能考上重点大学,每个人还将有3千元至2万元的奖励呢。”徐发说。

现在,徐发和老伴可谓老有所养,一点都不为将来担心。他们说,村里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年为两位老人做两次免费体检,平时看病为老人报销50%的医疗费用,住院则可报销6000元,是国家新农合的两倍;两位老人每个月还能从村里领到30个鸡蛋、2公斤猪肉、10公斤大米、两袋荞面的补助;年底村里分红时,两位老人比年轻人能多分得50%。2007年福保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徐发和老伴的收入也跟着直往上蹿。

“住得好、吃得好、学得好、工作得好,福保人如今安居乐业,一心只想着把福保建设得更好!”徐发发自肺腑地感叹道。

建设文明村镇

有了“富裕、和谐”,福保村开始思索建设“秀美、文明”。从1994年起,福保村围绕“花园式福保村”的目标,开始了村镇建设,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全村先后建成风格各异、功能齐备的小康居民楼共650套。在2.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村镇建设管理中用于绿化、水、电、道路维护等费用达80万元,配有标准绿化带和整齐路灯的道路网络四通八达,漫步福保村,让人难以分辨这里到底是农村还是城市。

基础设施改善了,福保人又把目光投向教育、文化等方面,村里每年投入教育、文化、体育的资金逾百万元。现在已开办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班,还专门引进了昆明教学质量最好的云南大学附中初中部,合办全日制寄宿学校。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福保人逐渐认识到,福保的传统工业不再是发展的优势和最终出路。近几年,福保村因地制宜、加强资源整合,积极探索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道路。1997年,“福保文化城”建成,此后几年间,福保人投资共2.2亿元,建成了“室内温泉海洋水上世界”“国际标准攀岩场馆”等娱乐文化设施,将“福保文化城”打造成为集休闲度假、会议接待、文化交流为一体的文化旅游企业。据统计,2003年至2005年两年间,福保村的工业产值贡献比例从70%下降到16.7%,而包括文化、旅游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贡献值却从27.7%上升到81%。

今年4月,福保人开始进军餐饮业,在全国范围开拓烹饪方法已获得专利的“大滚锅牛肉”。仅一个多月时间,已在省内曲靖和玉溪开了连锁店,并在北京、长沙等地选址准备大展宏图。

NO7.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花园村倡导“求实、创新、求强、共富”的花园精神,树立“科技花园、绿色花园、活力花园、和谐花园”的花园形象;积极培育先进企业文化,编制“花园村民读本”、“员工手册”和《花园之歌》,编辑出版《花园报》,成立了花园党校和外来人员服务站。村里有秧歌队、腰鼓队、篮球队、文艺宣传队等,不断开展各项活动,陶冶村民思想情操。

  村区域调整后,花园村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按照“一分五统”的原则实施村务管理。根据“花园村总体规划方案”,全村划分为生活区、旅游休闲区、第三产业区、高科技工业区。

  2004年10月,南山、西田、马府等9个村一同并入花园村。通过资源重组,高起点地将新花园村规划成高科技工业区、第三产业区、小康居住区、旅游休闲观光区。为了让花园村民真正享受富裕和谐的现代生活,要用城市化的理念,规划、建设一个崭新的“花园城镇”。在花园村,高高的起吊架在空中飞舞,几十台大型挖掘机在忙碌地工作,花园大厦、花园医院,会展中心、商贸街、木材城、高效农业基地、度假观光休闲乐园,一个个大项目全面开工建设。万福路、小康街、阳光大道……一条条宽阔的村中大道拉开了花园村的“城市”宽架。大规模的新村建设,极大改善了花园村的面貌,提高了村民们的生活质量。

  通过并村来一年多的建设,该村共投入1亿多元,拆除旧房900多户,2900多间房屋,新建2700多间,总长10.5公里连接九个小区的九条康庄大道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绿化面积达到10万多平米。

 花园村民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还有许多令人羡慕的福利:有线电视费、医疗保险费、电话月租费等由村集体承担;孩子在村幼儿园、技校上学,学费优惠50%;村民孩子考上各层次大学,享受3000至20000元不等的奖励;村民到规定年龄可领取养老补贴,失地农民享受生活补助;过年过节,每家每户可领取各种慰问品;生活困难村民可向村委会申请补助等。 

  同样,花园村民的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先后创办了腰鼓队、秧歌队、篮球队、铜管乐队、健身队等十多支群众文艺队伍,每逢重大活动或节假日,还要举行健身比赛、文艺晚会,体育运动会等。为提高村民文化素质,该村编制了“花园村民读本”、“花园之歌”,创办了面向全村的《花园报》,建成3万藏书的图书馆,免费为村民开放。

  花园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不仅吸引了9000多名外来人员落户花园生活工作。村民们说:花园村的建设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等到10月份“中国村长论坛”召开的时候,花园村将会更加美丽。

  从“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房穷人家,种田交租难糊口,担盐捉鱼度生涯”的穷村,通过二十多年走以工强村、以工兴村之路,使花园村工贸发达、人民富裕、环境优美、文明进步的全国文明村,实现了祖祖辈辈的梦想。

NO8. 上海九星村

上海九星村

仓廪实而知礼节,新农村的基础是民富,最高追求是村民获得精神上高尚完善。

一个时代的个人传记 

村民的眼里,九星和吴恩福是连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吴恩福是土生土长的九星人,是个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办市场扬名上海滩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异。但吴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称“我是农民的儿子”。 

1966年,吴恩福初中毕业,考入七宝中学,但适逢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家里穷交不起学费,他便回家务农:种田、养猪、种棉花、搞副业,他都干过。有一阵子,搞粮棉高产的试验,吴恩福种的11亩棉花地亩产皮棉213斤(当时平均一般亩产难超100斤),成为乡里的挂红花的模范,还前往各个村交流经验。 

而在1994年,干过五年生产队副队长、五年生产队长、十年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临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劳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办的几个联营厂都经营困难,村子欠债1780万,而村子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负债率高达84.8%,村子两年多发不出退休金,更不要说报销村民的医药费了。 

“当时投资620万元建造的电线电缆厂,年终帐面利润只有2万元,仓库里成品堆积如山,呆滞资金500多万,均为应收销货款以及库存产品,厂子已根本无利润可言。”说起自己刚接任九星“村官”时村里工业发展的窘境,吴恩福记忆犹新,“但是为了履行协议,机器还要继续转,就需要不断往里投钱。要解决企业这种持续亏损的状况,就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 

上海城郊“种砖头” 

“我用四句话来概括95年时九星村的状况”,这位深受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影响的村官喜欢用几句话来作概括,“效益低下、经济贫乏、债务缠身,困境难以摆脱”,“但我跟大家喊了多年口号,要九星奋起直追!” 

1995年,吴恩福给村子定下“外三产、内工业”的发展思路,外围借助城郊结合部的交通优势,兴办第三产业,而在村子里搞一些小工业。“三场一路”: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虹莘路一条街,“一年半时间,一下子就赚了1500万。” 

养鸭场在最初开办的时期内因为没有过多同质产品跟风进入市场而利润颇丰,九星养鸭场曾一度达到240万只的规模。但很快周边村子也办起了养鸭场,物多价贱,鸭子价格下降,两年后,九星放弃了养殖业的发展。这也印证了九星不做农业的思路。 

农贸市场1995年筹建,设有300多个摊位。农贸市场既担负了附近村民以及城市开发后进入该区域居民的消费品需要,也发挥了集散周边养殖产品的功能。这个市场发展红火,当年即实现赢利30多万元,更伴随着这个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入,市场也越发红火起来。 

虹莘路商业街的建设,正迎合了村民与居民对小商品的需求,随着这个地段越来越繁华,商业街也聚集了人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占地100亩的大型停车场每年为九星带来几十万元的利润,后随着上海外环路建设,对货车的限制区域外移而停办。不管是停车场还是仓库厂房出租,土地上的产出收益比并不高。因此,九星需要改变思路,经营好手中宝贵的1600亩土地,让土地升值! 

九星的发展壮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把握住了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规律,就是抓住了“低成本投入、滚动式开发”的特点:通过创造市场氛围,用较少的自由资金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吴恩福把这种经验总结为“种砖头”理论。 

九星在最初建市场的时候,定位不高,走低端路线,用较低的房租吸引经商户,再用较低的批发价吸引消费者。以压低商务成本的方法达到减少投入、降低风险的目的。很快,九星汇集了一批中小客商。 

九星市场已经经历了三次升级:第一次建设“三场一路”,即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商业一条街,实现从生产型农业向市场型农业的转轨;第二次建设九星商行,九星走上发展纯粹第三产业的道路;第三次升级是成立了九星综合批发市场。

村办市场的成功探索 

农民致富靠什么?农业、工业、房地产业?九星村因地制宜选择了村办市场。 

艰难的寻找 

“九星村办农业,行不通!”吴恩福首先否定了这个出路,“产出低,一亩田地年收入不过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谈何致富。况且,发达的交通已经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处于上海郊区并且业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劳动力成本上升,同全国千千万万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农村相比,九星发展农业已经毫无优势可言。” 

“搞工业?”吴恩福向记者摊开双手,“当时全国众多农村选择工业化、搞乡镇企业的路子,但乡镇企业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临办工业带来的风险,既缺少资金投入,也无专业人才。” 

而当时的国情是,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尚且发展困顿,多以为国企做配件生产的村办企业的发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产开发?看似有大笔资金进帐,但实质是‘卖地’,是对未来资源的一种挤占,如果把收入分摊到未来的几十年中去,其所得不过是极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计将无以依托。”看多了“失地既失业”的吴恩福拒绝重蹈其他村的覆辙。 

吴恩福明白:上海近十多年来的城市开发,引发对土地需求的膨胀,其结果是让许多的郊区村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村民成为市民,而作为代价的是村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事实上,上海许多郊区的村子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高楼林立,或者厂房林立,同时村子失去土地,村民成为市民,获得政府安置,至于安置之后的结果,则要看个人所在的单位的效益。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扬眉吐气当征地工,又灰溜溜当下岗工;也有农民被征地补偿一次性买断而自谋职业。

破冰“村办市场”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个村属商业市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村级办市场,政策规定市场只能由工商部门来办。虽然取名为商行,但其提供场地、对外出租的性质,却是市场的范畴。 

上级领导部门给了九星足够多创新的空间,在九星所属的七宝镇工商所向闵行区工商所作了汇报后,上级部门给出“试一试”的结论,由此,九星顶住压力开始了村办市场的探索。 

1998年,政策瓶颈得以松动:这年7月,经闵行区人民政府批准,由闵行工商局注册颁证,九星综合市场正式成立。 

于是,从8月至11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九星村办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五大批发市场。如今,更成功开设了包括五金、陶瓷、灯饰、石材、钢材、电器、茶叶、窗帘、家具、玻璃、菜场、水产、胶合板、防盗门、不锈钢在内的二十多类专业商品分市场区。 

目前,九星村建成了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营业用房1万多间、分设22个专业区域的上海规模最大的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5400多户商家、18000余名经商务工人员,被誉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市场村和申城市场的航母。 

这几年,九星村的经济效益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的势头:2005年,实现农方收益33132万元,净利润18035万元,上缴国家税收8502万元,劳均收入35000元。迄今,已经连续两年在上海市特色亿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在今年4月16日,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授予了上海郊区12个村“中国特色村”称号,九星村以其村办市场特色,荣获这一殊荣。除了特色经济村之外,此次评选还归出“农业精品村”、“民主管理特色村”、“民俗文化特色村”共四大类特色类型村庄。

九星模式,不可复制? 

9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力,城市大发展、大建设催生了房地产热潮,带动建筑行业的火爆。而上海对房屋的需求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当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2平方米,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更推动了对房屋的刚性需求。 

正因为九星起步时赶上上海对建筑装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借助构建建筑装潢材料市场起步。如今,九星市场已成为经营以生产资料为主,建筑装潢为辅的多品种大型综合性批发零售市场。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产开发业的火爆,是不是就没有如今的九星? 

从前九星是远郊区,手中的土地没人看得上;同时,1600亩的土地足够建立市场,因为市场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来的。随着上海城市化的推进,九星成为近郊而后是城郊,这个时候要再去想拿这块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市场拆迁费用,这也是九星市场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在于那套“种砖头”理论,其核心是“滚动发展模式”,九星十年里建造了60多万平方米的市场,由小到大,这期间,没有一分欠债。在建仓房没有钱付工程款时,采取的办法是给工程队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后再回收。以后的改造思路也是从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微妙,80年代做,人们的思想还跟不上;进入20世纪再跟风做市场,门槛必然高出许多,并且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九星进入市场,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质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办市场的路子。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条“村办市场”的新路子。 

三分地上搞创新 

上海市闵行区有个九星村,人均三分地。三分地使他们长期背着“负债村”的包袱,三分地又使他们一跃而成为上海的首富村。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对这三分地怎么用。 

土地是农民的劳动对象,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土地是农民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地。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按照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又一个具体规定,农村土地包括非农用地,其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使用权和处置权,都归之于农民集体。因此,农民就应当在这几个权上下功夫。九星村比较来比较去,决定把村民的三分地集合起来,因地制宜,建了个综合市场。市场不断扩大,日益兴旺,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外地人夸他们走的是“市场强村”之路,学者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赞扬九星人发明了既不同于“级差地租Ⅰ”,也不同于“级差地租Ⅱ”的“级差地租Ⅲ”。变农田为商场的“级差地租Ⅲ”是九星村民的生财之道,一亩地收益几十万元。 

地是集体的,权是集体的,有关集体土地的大事要经集体讨论,由集体决定,这也是九星村的成功之道。办市场是他们最终的决定。在决定之前他们讨论过“农”、“工”、“卖”等多种方案。卖,拿一大把钱,一时痛快,先是“高高兴兴去当农民工”,到后来却落个“灰溜溜地当下岗工”,不是长久之计。他们没走前三条路,最后才选择今天这个最佳方案。最佳方案是选择的结果,是集体的智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办事不喜欢听不同意见,这不仅是不民主,而且还有点愚蠢。他们权迷心窍,忘记了“没有多种方案,就没有最佳方案”这个小学生都懂得的常识。 

九星村成功的关键还有一条,那就是干部以身作则。九星村之所以能建成上海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市场,与其说是从土地上建起来的,还不如说是从住宅变出来的。道理很明显,如果说家家都住一套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还有土地建市场吗?市场还能大得起来吗?市场大了,住房小了,这在九星村“三分地上忙创新”的开始是很难办得到的。住房小了,小伙子找对象就困难了。要承受住房小的压力,就要靠干部带头。被评为“十大杰出村官”之一的九星村的党支部书记吴恩富,他的住房直到现在都是村里最一般的。没有这一条,谁肯让出宅基地?不过,九星村如今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他们从“住宅小、市场大”,进入了“市场大,收入高”,又从“收入高”,进入了“住房大”了。 

在工业化之初,无不是以农养工。在工业化之后,转而是以工养农,这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反哺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报答农业的养育之恩。列宁坚持反对强制转让农民土地。他认为,强制转让农民土地是君主主义思想。法国实行以工养农,农贷增加七倍,给政增加了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可是,法国政府却说,这是“愉快的负担”,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 

对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民不仅要由贫困走向温饱,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农民从温饱走向富裕。 

注:级差地租Ⅰ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其内因是优劣不等的土地耗费了不相等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级差地租Ⅱ是指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Ⅲ是指面积相等而用途不同的土地之间因劳动量的容纳能力不一样而产生的地租率的差别。 

NO9.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东临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依靠当地粮食资源,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企业上配套项目,大搞粮食深加工,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实现了层层增值和良性循环,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组建了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亿元村”桂冠,而后一年产值突破16亿元。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南街村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增强集体经济的实力,南街村提出“二次创业”,本着“巩固老产业、丰富新产品、开发新产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着力兴建食品、农业生态旅游、医药、电器、五大工业园区,并聘请专家、博士等高级人才管理企业。南街村发展潜力大、前景好。

由于集体实力的发展壮大,职工村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免费享受20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住房、上学、就医等方面无后顾之忧,人人安居乐业、生 
活幸福。

南街村大办公益事业,相继建起了诸多公益设施。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建起了文化园、图书室、卫生所、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新建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和电视台,更好地对学校学生和企业职工进行教育。

南街村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了凝聚力,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村风正、民风好、党风廉,社会治安秩序井然,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诸多殊荣。朱镕基、乔石、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罗干、刘云山、曹刚川等30多位党政军领导同志和200多位将军,分别都到过南街村视察工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朝日新闻》、美国之音等众多国内外新闻媒体对南街村作了大量报道;美、英、法、德、日等20多个国家的数十家新闻单位也都到南街村作过实地采访。

南街村现在每年接纳50多万人次游客。对于南街村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人们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南街人正以豪迈的热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征程上奋进。

NO10. 北京韩村河村

北京韩村河村

北京乡村都市--韩村河旅游景村被誉为"京郊双文明第一村",是国家3A级景区。来这里参观访问的人们,都要到这个房山的第一个村级公园里转一圈儿,在公园北边有四块并排矗立的碑,令人费解的是后右侧立着的是一块无字碑。据说此碑立与民国三年,村中一财主倡议并出面组织动员本村的百姓,修筑一做桥梁,过了很久,人们发现,他用募捐款做自己盖了一座新瓦房,因无法想捐资人交代,只好立起这快无字碑。改革开放前,这里贫穷落后,人们称这里为“寒心河”,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村里带头人的带领下富了起来,“寒心河”又改成了“韩村河”。

2000年,全国20多个明星村、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和优秀乡镇企业家及有关专家学者相约韩村河,召开“乡村发展世纪论坛”。2002年,江总书记又视察韩村河。现在的韩村河更加快了发展步伐。 韩村河景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距市区40公里。走在韩村河的街道上,仿佛置身于欧洲的某个小城镇。这样说,并不全因为街道的静谧、干净以及出色的绿化,还因为街道两旁的房子,全是一栋栋状如别墅的小楼。明快和谐的红顶白墙、红顶黄墙或黄顶黄墙,明亮的塑钢玻璃窗,宽敞的观景阳台,大气庄重的中式琉璃瓦飞檐伴同秀美挺拔的欧式尖顶、圆柱,在阳光下一同展示着亮丽的风采。 不同风格的别墅楼区、宽敞的街道、高雅的建筑小品、现代蔬菜大棚、花卉基地、星级饭店、村办大学、公园、医院等组成了中国新农村的风貌,被评为“京郊双文明第一村”,赢得了“乡村都市”之誉。